• 用“仪式感”传承礼乐文化

    2019-06-10 14:39:32

    本报记者 王艳茹 通讯员 李富荣 孙灿 《论语》曰:不学礼,无以立。在济宁这片孕育了先贤的土地上,不仅有圣人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,也流传了完整的礼乐文化教化民众。孔子修《

      本报记者 王艳茹 通讯员 李富荣 孙灿 《论语》曰:“不学礼,无以立。”在济宁这片孕育了先贤的土地上,不仅有圣人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人们,也流传了完整的礼乐文化教化民众。孔子修《诗》、《书》,定《礼》、《乐》,序《周易》,作《春秋》。听《韶乐》,“温润以和,似南风徐来”,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广为流传,而礼乐作为君子六艺(礼乐射御书数)之首,为衡量古人才能树立了严格标准的同时,也在传统文化的丰富与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本期,主讲人米怀志做客《文化济宁·百姓讲堂》,通过《让礼乐文化关照当下》生动的一课,讲述了礼乐文化的活态传承。

      邹鲁礼乐要与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,才能更好地传承传统礼乐文化。米怀志表示,现在开发的礼仪更体现人性化,是承载文化的精神产品。邹鲁礼乐文化体系包括束脩启蒙、冠笄成人、参商而婚、乡饮酒礼、乡射邹峄。

      古时,“束脩礼”是极为隆重的典礼,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,俗称“破蒙”。过去,家里老人左手提两块干肉,右手拎四提酒,送与老师作为束脩的学费,以体现对老师的尊重。束脩礼,也就是拜师礼,对读书人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,被称为人生四大礼之一。

      从周代开始,男子长到二十岁行冠礼,女子十五岁行笄礼。男子举行冠礼之后,便有了参军的义务,保家卫国的责任以及承担家族祭祀的资格。女子在出嫁之前,于三月三日女儿节这天行笄礼。冠笄礼是一种古老习俗的传承,只有通过成年礼仪,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,才能被社会成员认同,同时也应当履行一定的义务,承担家国的责任。

      等到男女举行婚礼,还要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徵、请期、亲迎六大环节,包括婚前礼、正婚礼和婚后礼。《礼记·婚义》云:夫婚者,将合二姓之好,上以祠祖宗,下以继后嗣也。《仪礼·士昏礼·注》云:“士娶妻之礼,以昏为期,因而名焉。必以昏者,阳往而阴来,日入参商为昏。”

      乡射是地方官为荐举贤能之士而举行的射礼。《史记》中记载“观夫子之遗风,乡射邹峄”。射礼的核心是射手之间的三轮比射,称为“三番射”。射礼既是一种竞技,更包含了礼乐精神,既可以通过射礼一较高低,也可以通过射礼观察一个人的德行。

      米怀志表示,古代礼仪有很强的庄重感和仪式感,蕴含着巨大的文化凝聚力、向心力和浓郁的民族自豪感。通过展演将人的内在的、无形的东西外化为有形的“礼”和“乐”,也就是通过礼乐仪式再现,用传统礼乐、佾舞等集中表现儒家思想文化,既体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尊重,也有利于把原汁原味的礼乐文化传承下去。

      礼乐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,当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和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,认为天地神灵是主宰一切的力量,进行一些祭祀活动,为祈祷而举行的仪式,就成为古代礼仪的萌芽,有“礼立于敬而源于祭”的说法。后来,燧人氏钻木取火、伏羲氏结绳织网、神农氏遍尝百草、黄帝尧舜制作乐器、创作律吕,逐渐出现了先王之乐,形成了礼乐文化的雏形。据《拾遗记》记载:伏羲时“礼义文物,于兹始作。去巢穴之居,变茹腥之食,立礼教以导文,造干戈以饰武,丝桑为瑟,均土为埙,礼乐于是兴矣。”

      米怀志表示,三皇五帝实施乐教多是传说,夏商周三代实施乐教才是信史。汉代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记载:“礼,履也,所以事神致福也。从示从豊,行礼之器也。”“夏鼎商彝”泛指极其珍贵的青铜礼器,可以看出“礼”的本义是指祭神之器,礼乐文化,是从祭祀文化发展而来的。由此可见,中国古代的“礼”和“乐” 始自夏商,有了礼仪典籍,开始明确规范人们的行为。

      周公“制礼作乐”是治国教民的一件大事,也是对夏商礼治传统的继承与发展。作为社会制度,礼乐是西周的一项根本制度,承担着维护等级制度和社会统一秩序的政治重任。作为道德规范,礼乐仪式贯穿于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《尚书·大传》说“周公摄政”、“六年制礼作乐”,形成的冠、婚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乡、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、礼制和礼义,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三礼之中。在教育上,西周设立多种学宫,礼乐是重要的教育科目,居“六艺”之首。

      因此,礼乐文化孕育于远古,形成于“三代”(夏、商、周),完善到周公,形成了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,被世人尊为“衣冠上国,礼义之邦”。《春秋·左传·正义》:“中国有礼仪之大,故称夏;有服章之美,谓之华。”华夏成为中国的代称。

      东周建立后,争霸战争连年不断,周王室名存实亡,诸侯国“礼崩乐坏”,惟邹鲁之地,“文武之道,未坠于地”,周礼因而得以保留,于此,中国礼乐文化的重心,遂移至邹鲁之地。邹鲁文化后经孔子、孟子等先贤圣人的大力发挥,具备了正统性、宗法性、伦理性的特征,成为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。

      米怀志讲解道,邹(邾)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,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。春秋后期,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,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。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,希望“克己复礼”恢复到周公时期的社会秩序、人际关系。孔子在对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批判与总结的基础上,强调礼乐并举,注重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,将礼乐制度建立在“仁”上。孔子还注重乐的审美特性,使它成为礼乐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礼乐因为孔子的解释、论述并贯彻于教育实践中,出现“文化下移”,《论语》中载:“子之武城,闻弦歌之声。”礼乐文化走向民间,从而蜕脱了其政治制度外壳而变成纯文化并流传千古。

      孔子殁后,儒学渐趋衰微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天下学士不归杨(朱)则归墨(翟)。在此儒学濒于灭绝之际,邹人孟子挺身而出,著《七篇》,继承、坚持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。孟子将“礼”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,进而升华为道德的自觉意识。孟子还将“礼”赋以先验性,以“善变察今”的姿态将先秦的礼乐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因此,邹成了儒学复兴之地,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。到两汉魏晋,许多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经学家、文学家如韦贤、韦玄成、匡衡、王粲、王叔和、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,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。由此可知,“邹鲁”成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,且“邹”与“鲁”齐驱并驾,密不可分。“邹鲁”,从一个诞生过圣人的地名,演变成为“文教兴盛之地”的代称。

      邹鲁地区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源头之一,也是中华文化保存传承中华礼仪最为完善的地域。自2014年起,文化部门召集本地学者研究挖掘《四库全书》、《三迁志》、《古代邹城地方志》等古籍中对古代礼乐记载,依托市非遗中心成立邹鲁礼乐团,结合现代演技方式,对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活态传承,逐步打响“邹鲁礼乐”文化品牌。